小编： 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做不做慈善、如何做慈善，成了判断明星私德的标准之一。绝大部分艺人捐助时都带着顾虑：尽量不要冲在最前头，尽量低调，尽可能不公布捐助金额。数位明星婉拒了《
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做不做慈善、如何做慈善，成了判断明星私德的标准之一。绝大部分艺人捐助时都带着顾虑：尽量不要冲在最前头，尽量低调，尽可能不公布捐助金额。数位明星婉拒了《贵圈》，不想谈论他们的捐助经历，其中不乏广受欢迎的流量艺人。而“污点艺人”做慈善，更要尽量低调，担心被指责“洗白”—— 这种现象在2013年时，就被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作“慈善恐怖主义”。
文/何可人
编辑/向荣
3月14日18点，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思源），终于把新冠疫情期间112位明星捐赠的两千多万善款花完了。最后一笔59697.66元，购买了102927个一次性医用帽，送往武汉、随州、恩施、神农架的10家医院。
按照惯例，思源的工作人员把当日物资采购、运输、派送的情况同步给捐赠的明星，并承诺将陆续把物资送到受助人手中。
新冠病毒全面爆发一周后，已经有400多位演艺界明星为疫区捐款捐物。捐助途径主要有三类：将钱汇往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比如赵本山向武汉慈善总会捐款1000万；300多位明星将钱交给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韩红基金会）、思源基金会、壹基金等公募基金会；此外，也有许多明星以个人力量采购认捐，想尽办法将钱和物资送往一线。
相比官方和大企业捐助，明星的力量单薄、分散，但胜在独立、灵活。有人说，明星疫情期间的捐助行动更像民间公益本来的样子：热血，说干就干，行动未必完美，但能积极互助、自我纠偏。也有人用不同的标准衡量着明星和普通人的捐助行动，对前者的行为逻辑进行猜测和解读。
2月19日，108位明星驰援湖北的55.6吨医用酒精，运抵武汉并发放给医院。（图片来自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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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明是第一个向思源基金会捐款的明星。他拥有一支专业的公益队伍，16年里，组织过十几个大的公益帮扶项目，却是第一次面对疫情。
他决定和专业的基金会合作，团队赶在1月24日把20万元打给了思源基金会。思源是一家成立于2007年的公募基金会，在急救、义诊、体检等领域有丰富经验。2013年，思源基金会成为BAZAAR明星慈善夜的重点合作项目，开始和明星慈善结缘。
17年前“非典”肆虐时，明星们捐款途径还不多，葛优、陈道明等通过北京市政协才得以向医务工作者捐款。2003年7月，经历过“非典”的娱乐圈意识到“爱心是这个世界永恒的时尚”，由此开启了明星和慈善的亲密接触。第一届“BAZAAR明星慈善夜”就筹得善款16.8万元，全数捐给中国红十字会。
思源基金会也由此与娱乐圈结缘，成为很多明星捐赠的渠道。有人只是捐钱，也有人提出具体的善款使用方式。比如这次疫情，黄晓明希望通过思源捐一辆负压救护车。他对《贵圈》解释：“负压隔离”可以在运送传染性病人时，最大限度避免医患交叉感染及对外部环境的污染，防止疫情蔓延，堪称“移动的N95口罩”。
据统计，思源向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订了80辆负压救护车，后来又追加至100辆。其中30辆是明星捐赠的，20辆直接捐给了雷神山医院、火神山医院。
除了思源，韩红基金会也承担着两百多位明星的托付。韩红基金会是国内极少数以艺人名字为字号的慈善组织。这支队伍的雏形“韩红爱心行动”诞生于汶川地震后，因常年关注偏远地区的医疗卫生领域，被韩红称为“医疗铁军”。除夕当天，这支“铁军”采购了第一批物资：564包专业品牌的消毒湿巾、120包清洁湿巾，连夜送往武汉同济医院。
韩红在微博上的募款倡议简单直接：“信得过，您就捐！”每天深夜，基金会官微都会公告当日项目进展。许多参与捐助的明星会在凌晨守着转发。网友则在评论区晒出转账截图，有人添加了位置信息，反馈当地医院接受物资情况，还有人前来报告亲人出院的喜讯……明星、普通人、救助者、被救助者在韩红慈善基金会的官微下亲密互动。
1月31日，韩红连发三条微博，其中有一张是她憔悴中带着微笑的照片。一时间，社会对韩红和基金会的情感投射达到顶峰，钱源源不断地汇往基金会账户。第二天，韩红基金会不得不宣布：因执行力有限，暂停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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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武汉封城。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第3号、第4号通告，指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社会捐赠。
1月24日，微信群里流传着一段视频，穿着防护服的男医生对着电话崩溃地大哭：“我们不想活？”黄晓明从一位武汉粉丝那里得知，视频中的人是武汉市第五医院急诊科主任。这是武汉第一批中心城区发热病人定点医院，病人潮水般涌入，医护人员压力很大，各类物资告急，防护服当时只分到5套。
黄晓明很焦虑，急切地想做点什么，但团队总是让他给点时间，这一度让他在和团队的电话会议中摔了手机：“第五医院是我们可以直接援助的医院，为什么不优先处理一下？”但黄晓明公益团队则坚持劝说他等调配，理由现实且具体：目前所有捐往武汉的物资都需要通过当地指定的慈善机构，私自捐赠医疗物资，医院当时不能接收。
1月26日，黄晓明追加80万捐款，但这时前方缺的不是钱，是物资。医疗物资买不到，买到的要么停在路上，要么堆在仓库里。黄晓明决定不等了，“生活物资我们总可以保障吧”。他要求不管能不能开发票，只要保质保量，就马上送过去。电话里，他不自觉地用上了“明学”的口吻：你现在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你没有时间去想了，你就听我的。
第五医院的需求清单里有鸡蛋、食用油，还有干衣机——医护人员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衣服湿了来不及换洗、晒干，需要机器烘干。2月2日，武汉阴雨连绵，天气湿冷。下午三点，20台干衣机送到第五医院医护人员手里。
看到这家医院被黄晓明“包揽”，吴京也按捺不住。他不满足于之前向思源捐的款，总想着再做些什么。长期从事公益事业的麦特文化董事长陈砺志，在个人公众号上提到，“（吴京）一直在偷偷摸摸地捐，自己买，自己送。”他戏称吴京是“烦人精”——因为经常提一些超常的采购需求。Jillian也告诉《贵圈》，吴京比她还熟悉医用防护口罩的执行标准号，张口就冒出一连串的字母和数字。她说吴京是个爷们儿，没什么废话，干就完了。只要是一线需要的，都能捐，都可以做。
吴京得知第五医院里有一支江西援鄂医疗队，医护人员住在临时宾馆里，缺少生活物资，就想办法送去了矿泉水、洗发水、牙膏、肥皂、自热米饭、牛奶、护手霜，甚至还有指甲刀、厕所消毒液和刷子，还有羽毛球和球拍。他的妻子谢楠特意为一线的女医护人员送去了卫生巾。这是大规模集中援助难以覆盖到的细节，微不足道，却充满体贴。在专业慈善机构送去大批防护物资、生活保障品之外，这种应对灾区对不同种类、更深层次需求的救助，刚好适合由明星个体发起的捐赠行为。
志愿者分发吴京谢楠夫妇捐赠的洗发水、牙膏和肥皂（图片来自微博）
1月30日，武汉市红十字会发布6号公告，对定向捐赠流程做出调整：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定向捐赠医院，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对接，确认后可直接将物资发往受捐单位。
于是越来越多的明星，开始和疫情一线建立联系。
姚晨没有专门的公益团队。疫情爆发后，她拉起一队人马，覆盖采购、对接、送货全流程，将防护服、手套、消毒溶液、隔离衣等11批物资，援助给包括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和河南在内的五省12市27家医院。
陈砺志是湖北恩施人，他旗下的麦特公益围绕湖北筹建了5个转运站，确保物资能在两小时内直达武汉、孝感、随州。他的公益队伍中，不乏来自其他明星团队的人力支援，比如物资采购组的黄子樱，是范冰冰工作室宣传总监；壹心娱乐的老板杨天真，在国际物料组“兼职”。
尽管人数不少，陈砺志的自我定位依然是“很微小的公益民工”。他在公众号文章里谈到：“任何时候，民间公益在重大灾难疫情中，都只是补充，最终起到决定作用的必须是国家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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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益圈浸润了14年的Jillian觉得，黄晓明、陈砺志、吴京是一类人，“恨不得能冲到一线”。而她常年和专业公益基金会合作，所以在执行层面坚持先求稳，再求快。“在过去的救援经验里，一般前三天物资紧缺，后面就多得不行，有时候甚至可能会造成浪费。如何保证捐出去的东西不浪费，而且不跟别人重复，需要理性的判断。”Jillian说。
然而这个经验在武汉失灵了。她很庆幸，在“稳”之前，有这么一群动作快的人冒出来，“这次需要他们的快。”
为了拿下物资并送到一线，快与稳、个体户与国家队、个体与个体之间需要相互配合，互通有无。
1月26日，大鹏通过圈内好友加上了韩红的微信，表明捐款意向。韩红很快将基金账号发给大鹏，顺便问了他一句：你知道还有什么渠道能找到口罩吗？大鹏想起拍《受益人》时，一位摄影师有个民间公益小组的资源，立刻推给了韩红，却发现他们早已建立了联系。大鹏意识到，“韩红姐之前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
做公益久了，黄晓明的公益团队和各地救援队都有接触。运送物资的渠道他们也心里有数：西南地区和谁合作比较快，华南地区找谁比较靠谱……他们曾协助采购过2万套防护服送往武汉，途中一度滞留在湖北仙桃，厂家甚至担心“肯定出不来”。Jillian没放弃，给武汉的绿洲救援队打了求助电话。在经历交通管制、高速限行后，救援队连夜到达仙桃，把其中的1万套防护服带回武汉。第二天，这些防护服就送到了一线医护人员手里。
她有时还会接到明星的委托，去和厂家谈判。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男明星，想为一家医院定点捐助10台消毒机，厂家觉得订单小，不想接。这类数量不多的订单，即便买家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也依然有随时废单的风险。Jillian团队每天打电话追问进度，结果是“人家太忙了，最后就不接我们的电话了”。
明星中的“公益大户”有能力和渠道找物资，更多的“散户”却没有这类资源。林更新带着钱找到思源时就说， “找不着（物资）了，实在是找不着了，把钱给你们帮忙捐出吧。”圈内也有很多明星，比如郭德纲、范丞丞、孙俪等，会在不同的基金会分别捐款。
2月19日，108位明星驰援湖北的55.6吨医用酒精，运抵武汉并发放给医院。（图片来自微博）
在明星这个不大的圈子里，只要有人能找到物资，就会有人来要求“拼单团购”。不久前，李冰冰团队和一些基金会、NGO组织，得到了200万个医用口罩的购买指标。他们派出代表，和厂家谈价下单。得知消息后，思源基金会凑了9万个，其中5万个口罩是以全体明星名义买的，每个1块7，含税含运费。
“这个圈子大家有什么资源就互相说。遇见超级大的采购，就会互相通气。我还有多少没凑齐，大家来凑吧。”Jillian告诉《贵圈》，“2月25日能拿到这价格，肯定是天方夜谭，但我们就是一起办到了！”
前段时间，她在深圳找到1000个护目镜。黄晓明、吴京出手揽下了这批货，吴京分走700个，有些不好意思：“我拿了700个，晓明哥300个是不是少了？”Jillian安慰他：“您在我这儿处理的物资，只有这笔物资比他多，他别的可多了。”最终吴京的700个护目镜被送到武汉的紫荆医院、六七二中西医结合医院，以及武汉下沉社区一线人员，黄晓明把300个，捐给了群光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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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民间捐款相比，明星捐助更容易招致非议和质疑。
捐出第一笔20万元后，黄晓明被网友抨击“捐太少”——明星捐款被骂“寒酸”，几乎成为常态。2008年汶川地震后，刘德华和冯小刚第一时间捐款10万，被指责“太小气”。九寨沟地震，网友去吴京的微博下留言：一部电影赚了40亿，为什么不给九寨沟捐款？后来有消息说，吴京早已捐款100万，又有网友说，“如果我赚40亿，我就给九寨沟地震捐款3亿或者是4亿”。
还有人习惯性地给做慈善的明星冠以“高调、作秀”的标签。姚晨在微博上转发肺炎病人的求助，后来登上热搜，有人指责她“花钱买热度”。韩红也因为慈善基金会高举高打的风格饱受质疑。
对民间公募基金会来说，低调意味着知名度不高，筹不到款。但许多人对慈善仍然抱着传统的观念：艰苦朴素、牺牲奉献，做好事不留名。
陈砺志团队将国外采购的物资运回国内（图片来自微博）
复杂的舆论环境下，做不做慈善、如何做慈善，成了判断明星私德的标准之一。绝大部分艺人捐助时都带着顾虑：尽量不要冲在最前头，尽量低调，尽可能不公布捐助金额。数位明星婉拒了《贵圈》，不想谈论他们的捐助经历，其中不乏广受欢迎的流量艺人。而“污点艺人”做慈善，更要尽量低调，担心被指责“洗白”—— 这种现象在2013年时，就被北师大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称作“慈善恐怖主义”：“中国长期沿袭着一种至高的道德标准，要求做慈善者不能有缺点，导致慈善界形成一种潜在的恐怖主义，令善者畏惧行善。”
面对网友质疑，黄晓明和团队一度被骂懵了。他们开会时还讨论过为什么会这样。宣传总监是个小姑娘，没憋住，问黄晓明：“心寒吗？”黄晓明回答：“大老爷们没啥可说的，能干多少干多少。”姚晨也针对质疑在微博上回应：“没有闲钱买热搜，我只是跟着一起帮忙而已，个人力量微乎其微，哪怕只多带来一线生机，也是值得去做的。”
作为公众人物，明星参与捐赠的意义更多体现在物质之外。大鹏在电视节目《两地书》中给感染新冠肺炎的医生余昌平和护士郭琴写了一封信，称他们为“平民英雄”。“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你们。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也是你们。”千里之外身处隔离病房的余医生听闻这件事，回应了大鹏的致敬。余医生答应疫情结束后，去看大鹏的电影。大鹏对《贵圈》感慨，这是一次奇妙的缘分。
疫情期间，得知武汉社区医院缺少酒精，大鹏紧急从福建采购1万瓶酒精。同事问他，酒精外箱上要写些什么加油鼓励的话。大鹏想起两年前，他带着电影《缝纫机乐队》去武汉路演，和观众在影厅见面、合照。他让同事把其中一张他和观众拥抱的照片画成简笔画，贴在箱子上。
2月9日，大鹏紧急从福建采购的1万瓶酒精送抵武汉。（图片来自微博）
在1000多公里的运送颠簸、货车抛锚等波折后，1万瓶酒精送至志愿者手中。纸箱上的简笔画很抢眼，那是许多个拥抱，脸贴着肩膀，手臂环住后背，闭着眼睛的人相互温暖，相互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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