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外面刮大风，屋里尘土飞扬
外面刮大风，屋里尘土飞扬。2000年经过一次修建，学校变成了砖房。2017年，全面改薄项目让我们有了现在的3层教学楼，有了1所幼儿园，1栋师生食堂。”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大树乡乔鲁小学校长唐金海见证了村小“大变样”。他说，学校变漂亮了，教室里有暖气了，校服舒服又好看，孩子们也更愿意来上学了。
“从绝对数量来看，在教育扶贫工作的努力下，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得到了实质性改善。”秦玉友对2017年全国31个省(区、市)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指标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与全面改薄的成绩相印证，但从横向来看，农村教育“仍有很大改进空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依然显著”。
秦玉友认为，造成这种不利地位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资源的规模效应方面的劣势，也包括农村学校吸引力劣势，主要体现在农村缺乏吸引高素质人才的条件。
这一点，教育部挂职扶贫干部、河北省威县副县长王炳明也有同感，通过几年的教育扶贫，当地义务教育标准化目标已经实现，踏上了“教育信息化”之路，但是全县还有106个教学点教学质量的提升存在困难，师资配备、教师仍是短板。“只有区域教育水平的提升，才能够把优秀学生留在本地，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和学生学习负担。”王炳明说。
师资是影响教育质量的关键。随着硬件条件的改善，未来教育扶贫要从粗放走向内涵式发展，提升乡村教师队伍水平是内涵式发展的题中之义。
在元阳县，曹东勃发现，当地农村教师流动性大，导致教学质量不稳定，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动力与兴趣，是诱发辍学的一个原因。而这又反过来影响教师的选择和投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曹东勃分析，教师流动性大与教师队伍中来自外地教师比例较高有关，由于贫困县教育水平落后，在教师招考中，本地户籍考生往往竞争不过外地考生。外地教师在贫困地区面对适应问题，如果教学主动性不足、扎根当地的热情不够，就会影响他们的职业选择。因此，他建议改革教师招考方式，让本地优秀人才能够进入教师队伍。
薛二勇则将目光投向了教育经费的使用。他认为，目前教育经费投向教师的比例还不够，未来要继续完善教育财政制度，提高教育经费投入中教师工资的比例，确保教师实际收入水平真正不低于公务员收入水平。
另一方面，王炳明建议，继续加大乡村教师队伍建设，通过补充、培训、交流轮岗，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农村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将对缩小城乡教育质量差距起到关键作用，国培计划、送教下乡、名师工作室等多种教师培训模式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唯一入选国培示范性综合改革项目的县级承担单位，威县探索了“订单式”教师培训模式。王炳明介绍，先后启动的对于全县语文教师培训，根据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成熟教师、青年教师、新晋教师进行分类，按照不同需求进行分层次培训，通过能力诊断，确定培训需求，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实现常态化培训。“这受到了老师们的普遍欢迎。”王炳明说。
“我们学校四年级的一个孩子，家里网不好，就搬了把凳子坐在屋子后的土坡上看网课。天很冷，他脚边木柴都烧了一大堆了。”重庆市奉节县长安土家族乡石罐小学语文教师张娥长期负责学校里的控辍保学、送教工作，她告诉记者，“一些孩子家里没有手机、平板电脑，或者年纪太小不会用，家里老人也帮不上忙。”
疫情期间，全国2亿多名学生开启线上教学模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在线教学实验中，学校屈居“客场”地位，城乡家庭数字条件和学习环境成了制约城乡学生能否参与线上学习、能否取得良好学习效果的关键性因素，暴露了不少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起的一项覆盖24个省份、100个地市的农村小学“疫情下的农村教育”调查显示，虽然74.38%的教师对“疫情增进了学生与家长的关系”这一说法持中立或赞同态度，但就学业而言，36.84%的教师在问卷的留言部分提到了“家长不重视”“家长不配合”等对学习效果造成的负面影响。
秦玉友分析，疫情期间，农村家庭的家长有没有长时间陪伴孩子的耐心和能力，家长能不能做合格的监督者和辅助者，对这些角色有没有认同度，家长有没有判断孩子学习质量和学习投入的能力等，都构成了对农村教育的考验。
教育信息化被视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关键力量，但是疫情期间贫困地区在线教学也暴露出教育信息化发展存在的地区与学校间不均衡、教师信息技术水平和应变能力不足等问题。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提醒，要关注教育信息化场景差异带来的公平问题：“地域、学校、学生、教师的教育信息化条件不一，在运用信息化设备时就可能造成城乡、县域教育质量差距拉大。”
从在线教学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来看，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学校信息化投入力度，优化学校在线教育网络环境和硬件设备，提升师生信息素养，将城市困难群体子女和农村偏远学校学生的上网设备纳入未来教育扶贫计划，帮助城乡困难群体顺利跨越数字鸿沟，应该是“后疫情”阶段教育扶贫重点关注的问题。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带来了巨大压力，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收入下降对教育扶贫将来的影响将逐渐显现，顺利实现脱贫攻坚任务面临很大的压力。
据国务院扶贫办透露，52个未摘帽贫困县中，10个县发生过疫情。对此，付卫东建议，通过增设中央专项转移支付的项目，加大中央和省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对这10个县，建议采取专项转移支付或在疫后发行的地方债中划拨一部分，作为教育专项资金，重点减轻这些贫困县疫后由于财政收入减少而形成的教育财政压力”。
疫情对产业结构可能带来的影响，同样要求教育扶贫进行调整。薛二勇认为，疫情对传统产业影响较大，随着未来产业变革将加速，农业发展与互联网的联系将更为紧密，职业培训的范式和内容都需要转换，增加贫困地区人口的信息处理能力，“否则，他可能刚刚掌握一技之长，找到一份工作，却由于产业变革，跟不上形势变化，面临失业”。
“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学生厌学，有的家庭条件不算贫困，但一说上学就头疼。”经过多年的努力，奉节于2018年底实现了义务教育入学率和巩固率100%，但如何巩固控辍保学的成果，仍然是重庆市奉节县教委扶贫办刘萍担心的问题。
同样，曹东勃挂职的元阳县是集边疆、贫困、少数民族、山区于一体的地区，虽然于2019年底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均衡评估认定，但是义务教育的短板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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