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2014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室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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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因为,就在2014年最初这短短的3个月里,中国职业教育仿佛推开了春天的窗户,接收到、释放出一连串的向好信息:在今年,在2014年,中国职业教育要踏石留痕地登高远行了!  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因为,就在2014年最初这短短的3个月里,中国职业教育仿佛推开了春天的窗户,接收到、释放出一连串的向好信息:在今年,在2014年,中国职业教育要踏石留痕地登高远行了!

  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会议认为,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举措。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对提升劳动大军就业创业能力、产业素质和综合国力,意义重大。

  “把职业教育定位在‘转方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地位上,这是对中国职业教育地位的确认,是对中国职业教育人的尊重,更是国家赋予中国职业教育的责任,是社会给予中国职业教育的期望!”在当晚就一字不落地看完相关报道的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周鉴理性中透着激动。

  2014年3月9日,“两会”期间,人大代表们关于“研究生质量”的话题,引发了会里会外对“职业教育”的高度关注。全国人大代表、江苏阳光集团董事长陈丽芬说出了很多人想说的一句话:我们企业需要有真正技能的人才,不一定要求那么高学历。德国就仅有约20%的学生进入大学,80%的年轻人接受职业教育。

  其实,不必争论现在的研究生与当年的中专生、大专生能力谁高谁低,也不必争论随后引发的对于“三本院校”何去何从的大众建议,两会期间的这个话题所引发的争论至少达成了一点共识——必须重视和发展中国的职业教育!

  2014年3月22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传出“两类人才、两种模式高考”的设想。同样不必去追问“何时启动‘技能型高考’和‘学术型高考’?”既然是论坛,既然是涉及中国发展的高层论坛,谈论一些“涉及中国发展”的设计性话题,有何不可?

  而且,鲁昕女士一句“不管你选择的是什么模式,你都可以实现你的人生目标”,难道不能打动人心?这个设想激发了网上网下对于职业教育的再次关注,这难道不正是这个时代为职业教育再次正名的努力?

  2014年3月底,教育部办公厅、农业部办公厅联合印发《中等职业学校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方案试行》,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计划单列市、新疆建设兵团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政策,组织实施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要求的新型职业农民。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一直是我们涉农职业院校的努力方向,教育部、农业部这次启动培养方案,既凸显了涉农职教的重要性,也是中职学校发展的又一次重大机遇!”海南省农业学校校长陆红专如此解读。

  进入2014年,中国几乎所有的职业院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都在期盼着,时隔九年之后,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将举行,涉及发展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一份重要决定,行将面世,它将激发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对于中国现代职业教育的热情。

  春天来了,家住北京市宣武门附近的郝海运大爷常来北京市外事学校门前散散步,他已经为自己的外孙女相中了这所有年份的职业高中:“咱家的孩子就是要学本事,‘技不压身’嘛!中职咋了?毕业后工作好,机会好,收入不低,那就行!干嘛非要挤破头去考大学、研究生?那孩子压力不也大吗?到最后不也有就业压力,不好找工作吗?”

  “其实,对于职业教育,我们社会中是有很多肯定的声音的。职业院校也承受着社会很多的期待。这是职业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今年这么明显的利好环境中,职业教育要抓住机会。”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何向荣认为:一年之计在于春,要把机遇转化为动力。

  的确,在我们这个社会或多或少暴露出轻视劳动的倾向时,我们的职业教育其实已经在厚积薄发——截至2011年,全国中等职业院校发展到1.3万所,高职院校发展到1280所,中职和高职院校年招生规模近1100万人,在校生超过3500万人,占中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中职生所占比例达到或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略低于欧盟21国。而我国高职学生占普通高等教育学生比例约为45%,高出世界平均值近一倍,高出发达国家一倍多。中国已建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高等职业教育。

  这种时不我待的想法,得到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孙诚研究员的同意:“国务院强调‘要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创新职业教育模式’,就意味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力度和步伐必须要加大、加快。”而此次国务院出台的意见,直截了当,针对核心问题。加之目前越来越理智的社会认知和判断,职业教育的改革的确有了上下内外的多重基础。

  那么,突破口,或者着力点在哪里呢?孙诚认为有三点:一,继续激发职业技能学习热情,转职业学校为终身学习场所,为就业人群服务;二,制定适合职业院校发展的教师编制标准,拓宽师资来源途径,打造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三,建立全产业技能型人才需求预测体系,为职业教育和社会就业提供科学的

  “多年的积累,等来了今天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和支持,上下齐心,各方协力,我们就抓得住这个机会。”职教界里流动着这样的声音。

  进入2014年以来,一连串的好消息,在各地的各类职业院校里,也的确引发了情绪的涌动,触发了期盼的热情。

  曹勇安,民办黑龙江齐齐哈尔工程学院院长、东亚学团董事长,这位在职业教育界颇有名望的“民办职教风云人物”,在2014年新年前后,就先后与三亚城市职业学院、黑龙江甘南县职教中心签订了托管协议。从冰天雪地的北国,到椰风海浪的天涯海角,曹勇安布局着他的职教新天地:“我们的社会需要技能人才,我们的城市区域建设需要技能人才,我们的政府支持职教改革发展,这就是我们做大做强职业教育的信心。”

  和震,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就坦诚地提醒:“与世界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机制体制相比,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借鉴完善的地方。”

  和震说的“借鉴和完善”,其中之一就是要辩证地看待“政府职责”。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市场对于职业教育的作用,往往被各国政府倚重。但是,市场的投入机制,并非如人所愿地青睐职业教育。

  他说:“职业院校并不必然地给行业企业带来利润,尤其中国的一部分职业院校不能实质性帮助企业,所以,政府一定要承担职业教育发展的投入压力,尤其是中职教育,要过多依靠市场机制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并不现实。”

  其实,不仅“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政府多大程度上依靠市场”是一个问题。举办职业教育,还必须跳出教育部——“很多职业教育的问题,不是教育教学的问题,而更多是教育外部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社会对于职业教育困局的一个大致共识。

  孙诚则认为,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技术层面的操作细节,比如“缺乏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统筹职教系统的管理协调机制缺位”“职教体系和人才通道的堵塞”“职教投入占比逐年下降”等等问题,都既考验着中国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意志,也困扰着中国职业教育界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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