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敏：第一位拿到日本人文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王敏，旅日学者，在日本工作生活37年。任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名誉教授、日本亚洲共同体文化合作机构顾问、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历任日本的首相恳谈会（推进国际文化外交）委员、内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委员会委员等。

王敏教授于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初即赴日学习工作，对中日文学都有深入的研究，曾出版《周恩来的日本留学》《岚山的周恩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专著，并将《我的伯父周恩来》等书籍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

近日，在接受大鸾翔宇基金会采访王敏教授时，王敏教授说：1973年我进入了大连外国语大学学习日语，当时招生办的先生告诉我：这是1972年的中日间恢复正常关系之后，为培养日语人才的一次招生。在学校举办的新生欢迎会上，校长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出一批适合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所需要的又红又专的外交官。因为我们学校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挥下、为配合中日两国今后的发展所设立的。于是我就开始了拼命学习的大学时光。

1977年大学毕业后，我希望能够继续学习。运气很好，就在1979年，国家决定成立中国第一届研究生试点班，在四川外国语大学，而且专门培养日本研究的学人。这个试点班招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0名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

中日两国之间以往一直是互相派遣理工科或者是自然科学方面的留学人才，就在1981年秋天我研究生即将毕业的时候，又收到了一个通知：为了拓展今后的发展，中日两国要互派人文领域的研究人员，于是我就成了唯一的试点人员，被派往日本，在日本国立宫城教育大学进行研究。这也可以说是文革后中日两国之间的又一个突破性的试点。

我的论文是关于一位多元的日本人物——宫泽贤治，他是既是诗人、文学家，也是科学家，也是教育家。因此我的论文被送到了日本文部省进行审核。这个阶段我就一直留在了日本，在大学从事教育工作。终于在45岁的时候拿到了人文领域的博士学位。因为制度非常严格，当时在日本取得人文领域尤其是文学博士学位是非常不容易的，日本人也不容易拿到。而我拿到这个博士学位的单位——被称为“女子东大”的御茶水女子大学，是日本国立女子教育的最高学府。连审查我论文的委员会的委员们和当时的御茶水女子大学的校长都没有博士学位，这就说明我是在十分艰难的时代拿到的学位。

因为我是这个领域当中第一位拿到博士的中国人，中国的《人民日报》和日本的各大报纸都给予了报道，中国驻日使馆负责侨务工作的参赞代表使馆、代表祖国参加了我的博士授予仪式，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事。日本方面因为也是第一次在最高学府给一个中国人授予人文领域的博士学位，所以他们专门打开了迎接历代皇后的贵宾室为我举办仪式。

从此之后，我便一直在日本著书立说，在学术的道路上走了下去。到今天为止我出版（包括与别人合作出版）的书有180多本，论文300多篇。2009年日本文化部首次推出了一个奖项，表彰一些为了推进日本的国际文化交流，常年来坚持不懈做出巨大贡献的人，当时有六个国家的代表获奖，我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

就这样，我在日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读书，思索，笔耕，践行，旨在挖掘汉字文明框架下的和平资源，提示于当今社会发展有益的参考案例，将个人的微不足道的日常，一点一滴汇入不易初心。那就是一个汉字符号的旅行，跻身大千世界，任凭风起云涌。

谈起与日本皇室的按触和交流，王敏教授说：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2007年2月26日，一个微冷、宁静的夜晚。

我受邀拜访皇居，有幸得见精神矍铄的两位陛下。两位陛下将我们迎进房间之后，我马上意识到我将坐在他们的正对面。他们清澈的眼眸里满是温善，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出诚挚的欢迎。我的紧张情绪缓和了不少。在他们的礼让下，我坐下来，两位教授坐在我的斜对面。

交流的形式是两位陛下提问，我逐一回应。在交流过程中，我不时感到震惊。因为他们不仅智慧，而且对以中日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予以深层的关注和期冀。交流的话题涉及各个领域。

最开始的话题是“明治维新后，近代中国的日本留学热潮及其成果”。当时，日本在学习和翻译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创造了大量汉字词汇，如共和国、社会主义等等。而把这些新词输入中国的留学日本的中国留学生。

清末，政府派遣科举考试合格者们前往日本留学，希望这些精英们接受西方的近代教育，将源自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知识引入中国……对于中日两国近代交流的史实，两位陛下格外关心，并且造诣很深。

天皇陛下表示，自己一直希望日中、日韩能够和平友好地交流。

2017年9月8日，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纪念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女士在讲话中提及了皇后陛下，并表示谢意。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伯父曾对日本朋友这样说道：‘我在日本生活过，我对日本的印象很深。’”

“1974年12月5日，患病的伯父回忆起在日本生活的日子，深情地说道：‘我从日本回国已经55年了,是1919年樱花盛开的时候回来的。’……为了继承伯父的遗志，1979年4月，伯母邓颖超访日，受到了热烈欢迎。我和其他周家人也多次访问日本。我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的各位朋友都很尊敬、爱戴伯父。2011年8月，NHK连续4天在黄金时段播出了纪录片《家人和亲友口述周恩来》。在日本的朋友告诉我，这部片子在日本很受欢迎，连皇后陛下都看了，她也很尊敬周总理。”

周秉德女士提及皇后陛下的背景，与2012年4月20日的访日有关。原中国政协委员、中新社副社长的周秉德女士和妹妹周秉宜、弟弟周秉华、弟弟周秉和一行，冒着小雨来到法政大学的王敏研究室，在大学附近的樱花路上，和留学生们共同参加了小型讨论会。讨论周总理留日时的诗作《雨中岚山》，也就是周总理在1919年春天回国前的作品。

那天夜里9点左右，皇后陛下特意打电话到研究室，向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周恩来总理表达感谢。多么温暖而又用心的表述啊。我立即将皇后陛下的问候转达给周秉德女士，周秉德女士也拜托我向皇后陛下致谢。

因为有这段经历，2017年8月29日，我前往周秉德女士家中，和她讨论了将于9月8日举行的中日关系正常化45周年纪念仪式上的讲话稿内容。

2016年5月7日，周秉宜女士从北京赶往香川县观音寺市，参加大平正芳纪念馆的开馆仪式。听说附近有三笠宫亲王（崇仁亲王，明仁天皇的叔父）的植树纪念碑，便约我一起拍照纪念。因为她清楚三笠宫亲王一贯主张和平友好。

2015年5月1日，我通过侍从，和两位陛下约定，在3日下午登门拜访。

最初的话题与我在2014年年末刊发的著作《大禹和日本人》有关，天皇陛下夫妇和我分享了读后感。他们对于日本民俗中存在的水神（大禹）信仰很感兴趣，因为日本最早的古籍《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出现过“禹王”，这使得他们对源自中国、诞生于两国文化交流的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皇室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并鼓励我，希望我今后继续从事与日中交流有关的研究。

天皇陛下的汉文修养很高，他提及了年少时就学习中国古典诗词，直至今日都可以吟诵李白的《白帝城》等诗词。两位陛下都表示，“渴望看到日中两国民众进行文化交流、青少年交流和教育领域的交流。其间，两国共通的汉字文化是必不可缺的平台。希望教育界和研究界以及各界都能够积极地发挥作用。”两位陛下还郑重强调了对和平的期冀——“决不能忘记战争的摧毁，以史为鉴，正视史实，走向未来。”

我难以忘怀，也深感任重道远。

王敏教授，她是第一个获得日本人文博士学位的人，也是为促进中日文化教流做出实出贡献的人，一个令人尊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