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1936年，作为当时远东足坛霸主的中国足球队初登奥运会的舞台
1936年，作为当时远东足坛霸主的中国足球队初登奥运会的舞台。虽因诸多场外因素首轮告负即遭淘汰，但其在这场与强大的英国队及随后出访德法等国与另外9支欧洲劲旅交锋中的表现证明，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处在近代巅峰时期的中国足球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部分欧洲足球强国相较量的实力。代表中国队岀战的22名队员均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众多优秀球员中精挑细选而来，所以这支球队可谓当时中国足球最高水平的代表。对这支球队建队及出征欧洲过程中诸多细节的研究，在有助于进一步认知当时中国足球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可明确近代中国足球能够达到巅峰的原因。前人成果虽然对这支球队建队及出征欧洲过程中的许多细节有不同程度的阐述，但大多没有对其做深入的分析，而且有一些重要的细节或是被遗漏，或是与史料呈现的内容不符。本文将在完善这些细节的基础上，探究巅峰时期中国足球的发展特点，并剖析巅峰到来之原因。
出征柏林奥运会的中国队实力较为强劲，而拥有一支实力强劲的国家队是巅峰时期中国足球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强劲国家队的构建需要一定的足球人才基础，尤其是一定数量的优秀足球运动员作为支撑，而这支球队能够在建队时通过精细挑选的方式选拔队员，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时的中国足坛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人才基础。构筑这一基础绝非一朝一夕，其为几代中国足球人在数十年间不断创造相关条件的结果，即不断推广足球运动、扩大足球人口，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形成的较为专业的训练模式以及不断完善的比赛体系，尽可能多的将有志于从事足球运动的年轻人培养成较为优秀的足球运动员，抑或是让懂足球的人有用武之地，才使足球人才不断涌现。这是促使近代中国足球能够走向巅峰的根本原因。
足球人才基础的形成乃至足球运动的发展都需要建立在一定数量的足球人口基础上。所谓足球人口是指每周参加2次或2次以上足球运动的人，这里暂且视其为经常参加足球运动的人。自现代足球运动传入中国后，国人通过组织足球比赛、在学校内开办相关课程、著书立说、登报宣传、言传身教等方式将其逐步推广开来，使参与这项运动的人逐步增多。虽然至今未曾出现有关近代时期参与足球运动人数的统计材料，但基于参与足球运动的人主要是通过组队参加竞技足球比赛这一较为普遍现象，可以通过民间球队组建的情况对当时的足球人口进行大体上的感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以圣约翰大学足球队为代表的校园球 队以及以南华足球队为代表的校园以外的民间球队陆续得到组建。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仅经常参加在上海地区联赛的球队就至少有50余支，当时有些大球会就有上千人，比如著名的南华体育会当时便有会员五千余人，即便这其中有许多人经常参与其他运动项目，但其所属的足球运动员所占比重也是较大的。而一些经常参加正规比赛的小球队，其所属球员应该至少会有十几人。不断扩大的足球人口为足球人才基础的形成乃至足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前提。
一名足球运动员若想成才首先需要进行专业且刻苦的训练，训练可以有助于提高球员的技术水平与体能储备，有时也能有助于提高球员的战术水平与意识。在当时，专业训练的出现与完善源自不断的足球实践活动。许多球员是在学校中接受专业足球启蒙的。对于成长中的球员来说，其专业训练需要在教练的指导下完成。最早有教练指导进行专业训练的球队要追溯到1896年成立的圣约翰大学足球队。该队的第一任教练是美国人沃克，他是一名业余足球教练；沃克辞职后，爱好足球的物理教师塞拉接任。随着足球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多、各类比赛的出现及规模不断扩大，继圣约翰大学足球队后，又有许多球队先后聘请了教练，比如1920年前后位于江西九江的南伟烈大学聘用了“留美施卡角大学毕业学士”即“前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教员”朱美春担任该校足球队的教练。虽然早期许多球队的教练并非专业出身，甚至有的也非体育教师，但他们的确掌握了一定的专业足球技能，而且随着足球运动的发展，球员出身的教练逐步涌现，专业教练队伍逐步形成。由掌握足球技能或足球技能较高者帮助没有掌握足球技能或足球技能有待提升者进行训练，也是当时一些球员进行足球启蒙或提高足球技术的一个较为重要的途径，比如当时比较有实力的门将黄纪良，其诸多技能便是由优秀的门将包家平所传授的。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许多球员在训练中都比较刻苦，而且一些球员还将训练融入生活中。比如有着亚洲球王之称的李惠堂，早年读私塾时，每逢夏天便拿未成熟的柚子当足球，他以家门前的晒谷场作为球场，用砖石标记或狗洞做球门，练习扫射。这种刻苦的训练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伴随球员成长的整个过程，有时甚至伴随球员的整个运动生涯，比如一位南洋的校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指出：“南洋大学足球，是从南洋小学的小皮球踢出来的……他们朝夕苦练……各个熟能生巧，于是由小而大，踏进大学，人人便都是生龙活虎！”历经长期专业且刻苦的训练，许多球员逐步掌握了较高的足球技能。
除专业训练外，球员还需经常参加具有一定水平的比赛，以此来达到提高战术水平和意识，并强化技术水平和体能的目的，而且经常参加足球比赛有助于其保持较好的竞技状态。在现代足球传入中国的初期，各球队参与的几乎都是自发组织的对抗赛，其比赛场次及时间都不固定，比赛水平也不一定能够得到保证。随着参与足球运动的人和相关组织不断增多，在部分区域内，一些有组织且有一定规模的正规比赛尤其是一些联赛逐步出现。1914年，圣约翰、南洋、沪江、东吴、金陵、之江6所大学共组华东各大学校体育联合会，负责开展各类体育赛事，足球联赛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由于这些比赛每年都会举办，而且每个赛季参赛队都会参加一定场次的比赛，各场次时间间隔较为合理，比较有利于球员保持一定的竞技状态。由于参赛球队都比较重视，因而其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保证。随着足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1924年，中华足球联合会在上海成立。次年，其开始参与中华足球联赛的举办工作。虽然起初该项赛事规模较小，但几年后其参赛队的数量急剧增加。以第七届（1930-1931年举办）为例，参赛队为56支，依据实力强弱被分入五个级别，每个级别分别决出冠军。虽然其参赛队以上海的球队为主，但也吸纳了一些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足球运动员，成了他们很好的锻炼平台。因而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该项赛事成了当时由国人举办的最重要的足球联赛。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情的缘故，当时中国境内还有一些由外国人常年举办的比赛，有时也吸纳一些中国球队参加。比如在香港，英国人于1895年开始举办特别银牌赛，南华足球队于1915年后开始参加这项赛事。另外，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近代中国足球比赛体系逐步形成，有志于从事足球运动的青少年可以通过参加自发性的对抗赛以及面向学生群体的各类有组织的比赛，逐步提高自己的足球技能；已经成年的球员可以通过参加各类面向成年人的比赛尤其是中华足球联赛，在强化相关技能的同时保持较好的状态；一些比较有实力的球员有时还会被 抽调至区域代表队参加区域间足球赛事。通过不断的比赛，许多球员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随着足球人口的逐步增多以及训练和比赛的逐步完善，足球人才尤其是较为优秀的运动员数量也在逐步增多。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当时的中国足坛已经有了一定的人才储备。1936年勤奋书局编辑出版了《全国足球名将录》一书，其中列举的130个知名球员中大多数为20世纪20年代后才开始崭露头角的，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当年，也有一些是经验丰富的老将。而且，这些并非当时全部的优秀球员，还有像夏志乙等没有被列入其中。虽然相较当时中国的人口数量即便有上千名优秀球员也不算多，但这些球员足够应对国家队的选拔，而且各个位置上都有不止一名非常岀色的球员：比如门将有技术出众且可以兼任中锋的包家平，有当时“声誉最盛”的门将周贤言等；后卫有被誉为“铁闸”的李天生，有攻守兼备的谭江柏等；中场有绰号为“坦克车”的黄美顺，有被称为 “炸弹”的梁荣照等；前锋有亚洲球王李惠堂，有“铁腿”孙锦顺 等。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岀色的球员，国家队的实力才可以达到一个较为强劲的程度。也正是因为有了不断创造出来的培养人才的条件，以及不断积累起来的人才基础，近代中国足球才于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达到巅峰。
为了备战1936年柏林奥运会足球赛，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为主的体育管理性组织，任用较为专业的人员，组成选拔委员会，用较为专业的方式选拔最适合的足球运动员组建国家队，并尽力打造这支球队，这是能够促使在当时的条件下形成最强国家队并使其力争发挥最强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有专门性的组织对足球运动进行较为专业的管理，是近代巅峰时期中国足球的重要 特征之一。
这已不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派岀国家队参加国际正式大赛，早在1913年当时的中国便第一次派出国家队征战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近代中国国家队主要参加的国际正式大赛，是从1913年至1934年先后举办过10届的远东运动会足球赛以及1936年与1948年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足球赛。1924年前，负责派队参加远东运动会足球赛的主要是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派队参赛工作转由该组织负责。需要说明的是，在先后10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期间，中国大多派出南华足球队以国家队的名义征战，虽然目前并无史料证明此举意欲何为，但南华足球队由于长期参加香港地区的足球联赛，其竞技水平和状态是可以得到保证的。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中华足球联赛在规模和体系上逐步稳定，且越来越多的球员从中脱颖而出，这也为相关体育管理组织在组建国家队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此次岀征柏林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派出体育代表团参加世界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我国体育界第一次的总动员”，因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对此非常重视。提前两年便向国际奥委会报名参赛，提前半年便着手组织选拔赛，选拔各报名项目的运动员。足球是我国当时的强项，因而足球代表队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为了确保选拔工作的顺利进行，协进会特请中华足球联合会工作人员前国脚周家骐、足球教练黄家骏与颜成坤以及光华大学教授容启兆博士等人组成选拔委员会，负责此次国足队员的选拔工作。根据协进会及代表团的要求，此次选拔的队员除须有一定的实力外，其年龄也不宜过大。
有关参选球员及选拔过程，前人成果与史料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虽然有关参选球员的产生，《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一书与当时一些报刊所报道的内容比较吻合，即根据1935年“全运会及最近比赛”各参赛队球员的表现由 选拔委员会初步圈定30人大名单。但这30人大名单公布的时间，沈文斌认为，日期为1936年2月29日，但《大公报》（天津版）在2月22日时便刊登体育协进会正式确定的30人初选名单。而且，有关这30人大名单的细节，沈文斌指出，来自上海和华北的球员一共有7人，来自马来亚地区的华侨有5人；但根据《世界运动会足球特刊》以及《勤奋体育月报》等报刊的相关报道，来自上海、华北两个地区的足球运动员只有上海东华体育会足球队的孙锦顺、贾幼良、李宁、梁树棠以及上海优游体育会足球队的张荣才、天津北宁体育会足球队的谭福祯这6个人，来自马来亚地区的华侨只有蔡文礼、梁礼安、林志泉和谢福庆4人。由于来自上述两个区的人数出现了问题，因而该书在有关来自其他区域球员人数的阐述中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复选于1936年4月初开始，地点被放在了香港，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所有参选人员分别被临时编入南华A队、南华B队与中华队，通过参加香港地区足球联赛的方式接受选拔 委员会的初步考察。经过十余场比赛后，进入第二阶段，即将30人合并组队并分别与英海军队、英陆军队及香港联队等球队进行比赛，在初步磨合阵容的同时，根据球员在赛场上的表现再淘汰8人，最终确定了出征柏林奥运会的22人大名单。具体名单如下：
上述球员基本上都是技术出众、能力突出，像前文提到的包家平、黄纪良、李天生、黄美顺、李惠堂、孙锦顺等名将悉数在列，其中有一些球员还有一定的国家队比赛经历，比如李惠堂，从1921年起便跟随国家队征战了包括第五至第十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在内 的多场国际比赛。因而由这些球员组成的中国队基本上可以代表当时中国足球的最高水平。
选拔结束后，为了能够更好地磨合阵容，形成较为有效的战术体系，新组建的中国国家队在上海分别与葡商队、西联军队、法商队这三支来自上海西人联赛的劲旅进行了热身赛，除第二场爆冷以2比3不敌西联军队外，其余两场分别以6比1、2比1的比分战胜对手。需要说明的是，与西联军这场比赛是出征欧洲前，新组建的国家队在亚洲地区众多比赛中唯一的一场失利。
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主的体育管理组织能够通过较为专业的方式精细选拔队员，这就有利于国家队尽可能多地吸收当时足球界的精英人才，从而能够成为一支实力较为强劲的球队。在召集到有实力的球员后，能够通过热身比赛的方式尽力打磨这支球队，这就有利于球队能够尽快形成战斗力。从上述组织在选拔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有较为专业的管理性组织能够整合全国的相关资源并对足球运动进行较为专业的管理，是近代巅峰时期中国足球的一个较为重要的特征。上述组织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便已经成立，他们与其他类似的组织一道为当时足球运动的专业管理贡献着力量，这是巅峰时期能够到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一场足球比赛的结果除了取决于双方实力对比外，有时还要受到诸多场外因素的影响。受场外因素的影响而未能以最佳状态出战的中国队最终输掉了柏林奥运会足球赛首轮与英国队的比赛，但在这场及之后几场与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劲旅交锋中，中国队用表现及成绩证明，处在近代巅峰时期的中国足球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部分欧洲足球强国相较量的实力。
在出征柏林奥运会前，中国队实际上已经确立了远东足坛霸主的地位。从1915年至1934年，中国队连续获得了9届远东运动会足球赛的冠军；在其他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地区球队的交锋中，中国队也几乎赢下了其中绝大多数场次的比赛。但是，现代足球毕竟起源于欧洲的英国，较之亚洲足球，欧洲足球在实力上更胜一筹；且当时许多欧洲国家的足球运动已经进入了职业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国际足联一共举办过3届世界杯，欧洲球队两次夺魁的事实是对欧洲足球发展水平最好的诠释。虽然1936年前中国队也曾与多支由欧洲人组成的球队进行过比赛，但当时大多数优秀的欧洲球员几乎都在欧洲本土效力，因而与中国队交手的这些球队不是线年中国队欧洲之行所面临的对手几乎都比之前的要更为强劲，这其中既有像维也纳这样来自奥地利业余联赛的冠军，也有像红星（Red Star）这样来自法国职业联赛的劲旅，且他们几乎都占据主场之利。尤其此次欧洲之行的首个对手，在奥运会足球赛首轮与中国队交手的英国队，来自足球强国，其球员实力都很强劲，且对方对与中国队的这场比赛非常重视。
与对手相比，中国队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实力，但却因经费不足导致球队无法通过合理的饮食、休息、训练与比赛保持良好的状态并抑制伤病情况的出现，这是此次出征欧洲所面临的最大场外因素。经费问题是当时整个中国体育代表团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虽然代表团曾向南京国民政府求助，但南京国民政府因财力有限只能给代表团拨出少量的经费。代表团出征所需的相当一部分经费是由中国足球队在东南亚通过筹款比赛的方式获得的。有关中国体育代表团当时遇到的经费问题以及中国足球队筹款比赛这两点，前人对此或没有太明确的阐述，或所述细节与史料呈现的内容严重不符。比如在《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中，作者指出整个中国奥运代表团岀征柏林所需经费为22万元，国民政府给代表团拨出17万元，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将其拨给除足球队以外的全部运动队，但据孙锦顺及叶北华两个人回忆，足球队所赚取的经费并非仅为本队所用，还有相当一部分汇给了在国内因经费不足等待出发的其他运动队。
在完成组队后，中国队先是为筹集赴东南亚的旅费在香港与港英联军队及香港联队各赛一场，随后赴上海集训并进一步磨合阵容，然后转到南京，在聆听国民政府高层的训示后，便于5月2日启程赴东南亚。从5月到7月，中国队先后转战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等多国，与当地球队进行了18场比赛，虽然取得了16胜2平的好成绩，并顺利筹集到了20余万元的经费，但过于密集的赛程及比赛中无法通过营养与休息来调节与恢复体力，致使筹款比赛结束后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几乎都筋疲力尽，
有许多球员还伤痕累累。需要说明的是，此次赴东南亚中国足球队本是为自身筹集经费，但在筹款比赛结束后，中华全国体育协 进会却派周家骐赴东南亚与足球队协商，请求拿出一部分收入以支援其他的运动队；队员们经过商议以后，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向其他运动队拨岀10万元。和今天赴客场比赛便可乘飞机不同，在民用航空业不太发达的当时，队员们赴海外比赛主要是靠海轮，即便许多欧美球队也是如此。已经疲惫不堪的中国队依旧要乘坐 轮船的经济舱，而且还要到意大利转乘火车赴德国；抵达柏林时已经是7月底了，距离8月1日奥运会开幕仅剩几天的时间，而且中国队在接待、训练场地等方面受到主办方的重重刁难，这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有关奥运会足球赛的赛制及中国队参与的比赛所处阶段这两点，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中国足球实力及国际上对中国足球水平的认可度。前人对此未曾有丝毫的提及。根据组委会的安排，参与柏林奥运会足球赛的队伍如果超过了16支，国际足球联合会会根据报名参赛球队及所属国足球发展的情况，于8月3日前组织一部分实力较弱的球队进行预选 赛。通过预选赛决出的球队与之前未被安排参加预选赛的球 队共同参加正赛阶段的比赛。据当时路透社的消息，截至6月20日，组委会确定已报名参赛的球队达到了18支。组织预选赛已经具备条件。但中国队并没有参加预选赛，而是参加8月3日开始后的正赛。由此可见当时中国足球的水平基本上得到了国际足球界的认可。正赛阶段釆取单场淘汰制，首轮对阵通过抽签来决定，中国队抽到的是英国队。抽签结果出来后，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充满斗志，积极备战。在比赛中，中国队尽遣主力出场。面对强大的英国队，中国队与其互有攻守，双方联手奉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比赛。上半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曾多次组织 起有效的进攻，并数次威胁到英国队的球门，据当时在场上的叶北华回忆，如果不是英国队守门员发挥神勇以及孙锦顺的破门被判无效，中国队很有可能会在上半场便取得领先。孙锦顺利用一记重炮叩开了英国队的大门，但裁判判罚孙锦顺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不过据孙锦顺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上半场双方战成0比0。中场休息时，体育场的广播员以非常不可思议的 语气播报了赛况。易边再战，在下半场头25分钟里，由于英国队 更加重视中国队这个比较强劲的対手，因而双方呈现胶着的态势。不过比赛进行到70分钟后，中国队的体能急剧下降，英国队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趁中国队盯人不紧首开纪录。随后趁中国队队员思想波动注意力不够集中再下一城并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遗憾地以0比2告负从而惨遭淘汰。不过，即便如此，以当时其自身的状态及裁判的那次有争议的判罚，中国队有此发挥已实属不易。
在结束了奥运会足球赛征程后，中国队出访德、法等国，先后与9支欧洲劲旅进行了对抗赛，取得了1胜3平5负的成绩。虽然这一结果仅能体现出当时中国足球与欧洲足球强国的差距，但结合比赛过程中的细节及当时自身情况，中国队确实有着较为出色的表现。这仅有的一场胜利是在对阵瑞士苏黎世联队的比赛中获得的，中国队以3比2击败对手，这也是近代中国的足球队在欧洲比赛取得的第一场胜利。三场平局中，中国队先后逼平了较为强大的红星（Red Star）、阿吉士（Ajax）、依士林顿三支球队。5场失利的比赛中，除与德国的法兰克福联队、法国的勒阿弗尔（Le Havre）、奥地利的Papid的比赛外，其余两场比赛都是以1到2球小负，而且中国队都取得了进球。需要说明的是，在与Papid的比赛中球队是因自身发生内讧无心比赛而酿成惨败的；在未能取胜的8场比赛中，中国队有几场是先取得进球，特别是在对阵法兰克福联队、依士林顿等球队的比赛里中国队是领先结束上半场，而且根据当时队中大将叶北华的回忆，中国队的丢球大部分发生在比赛进行到70分钟之后，这其中也许有经验与训练等方面的因素，但结合中国队之前的经历，在这九场比赛中经常出现这种状况与其自身的状态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在整个出访欧洲的过程中，中国队的小伙子们在赛场上展现岀的风貌和实力得到了欧洲人的认可。在全部比赛结束后，队中大将李惠堂受到了几支欧洲职业俱乐部的加盟邀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当时的一些中国球员还具备了征战欧洲强国职业联赛的实力。
自19世纪中后期传入中国后，现代足球在中国大地上呈现逐步发展之势头。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达到近代时期的巅峰。巅峰时期的中国足球具有较高之水平，而巅峰的出现得益于几代足球人为夯实基础提高管理所做出的努力。1936年出征柏林奥运会的中国队在建队及出征欧洲过程中的诸多细节是对这一切的真实写照。
通常情况下，一国国家级足球队在长期国际比赛中的成绩基本上可以反映出该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水平。在出征柏林前，中国队通过远东运动会9连冠以及其他与远东球队进行的各项赛事中取得的佳绩，逐步确立了远东足坛霸主的地位。然远东足球乃至整个亚洲足球都远远无法与欧洲足球相媲美。此次出征欧洲的中国队挑战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劲旅，虽然无法通过这仅有的10场比赛判断出当时中国足球在世界足坛中的位置，但以中国队的状态及在场上的表现可知，当时的中国足球不仅仅是远东一流，而且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部分欧洲足球强国相较量的实力。
构建一支强大的国家队需要一定的足球人才基础，尤其是一定数量的优秀足球运动员做支撑。至少到20世纪30年代前中期，当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一定的足球人才。而这一基础的构建是几代中国足球人通过不断努力创造培养人才的结果，即不断推广足球运动、扩大足球人口，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逐步形成的较为专业的训练模式及较为完备的比赛体系，尽可能多地将有志于从事足球运动的年轻人培育成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这既是国家队实力强大成绩优异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代中国足球能够达到巅峰的根本原因。
从以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为主的体育管理组织在选拔队员组建中国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巅峰时期的中国足球运动有较为专业的管理性组织，能够整合全国的相关资源对其进行较为专业的管理。这些组织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便已经成立，他们与其他类似的组织一道为当时足球运动的专业管理贡献着力量，这是巅峰时期能够到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类管理性组织的出现与中国足球入夯实基础的努力也是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虽然巅峰时期中国足坛有着一定的足球人口以及一定数量的人才基础，许多有志于从事足球运动的人可以接受较为专业的训练并可以参加体系较为完备的比赛，但这一时期中国足球运动的发展依旧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首先，受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当时中国各地区足球运动的发展也极不平衡，这一点从参加选拔的队员所效力的球会便可看出。另外，由这届国家队出征的艰辛历程可知，受动荡政局及落后经济条件的影响，即便处在巅峰时期的近代中国足球有时也得不到足够的财力支持，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当时中国足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如此，近代中国的足球人依旧不断努力克服重重困难发展着这一运动。只可惜到了 1937年后，他们热衷的事业受到了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的严重冲击，受战争的影响，近代中国的足球运动再也无法恢复到巅峰时期的状况。让中国足球运动再现巅峰的重任也随之落到了新中国足球人的肩上。
（本文原刊于《近代中国》2020年第2期，2021年3月27日发于公众号“鸣沙”，题为《巅峰的写照 ——从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足球队看近代巅峰时期的中国足球》。作者赵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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