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鲜明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论断，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方向、道路、抓手，必将有力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鲜明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论断，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性质、方向、道路、抓手，必将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构筑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品格、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重要方面，要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我认为应当着力从以下三个重要方面着力：
认清三个转型，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新时代转型。
十九大报告精准定位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这一矛盾的转变是创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的一条红线。据此，要依据新矛盾对整个中国社会转型进行重新梳理，找到转型中的关键节点。一是从一元化社会向多元化社会的转型。由于经济上的多元化产生了利益上的多元化，而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情形下，政治利益上的多元化也渐趋形成，直接导致思想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在多元化社会形态之下，人民需求的层次也渐趋多元，对利益均衡调整合理机制的建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直接导致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也处于高发期、多发期与突发期。二是从全能管理型政府到有限服务型政府的转型。为了解决人民对物质文化的基本需求，势必要政府发挥全面管理功能，集中力量解决温饱问题。而在物质文化的基本需求得以满足的情形下，要求政府在社会各方面“放权”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尤其是要求国家权力不得无正当理由干预个体权利，不能单纯地用行政手段去规定并推行一切，而应当依据法律规定或授权特别是用正当性依据去规定并推行；同时，国家在处理社会事务之时，也不是唯一选择，而是最后选择。单纯的管制，容易导致国家公权力失去公信力，社会民众易产生“塔西佗困境”。由此，必然导致政府在面对人民多元化需求的基础上，放松对个人的管制，而向有限服务型政府转型。三是从民众权利意识的沉寂到觉醒的转型。在计划经济时代，每一个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公民个人的主体意识、公平意识、环保意识等较为薄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随着公民个人需求的增加，社会成员对权利、自由、平等等诉求越来越强烈，人的独立性与主体性观念不断增强，要求有独立的地位与空间，由此，导致人权及其保障意识也逐渐出现。随着我国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法治能够带给人民安定、稳定、幸福生活，进而维持正常、可持续、长久的社会秩序，已经渐趋成为民众的共识。总之，当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从本质上看与权利意识觉醒休戚相关。
这三个转型也提出了三个巨大挑战，一是给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产品能力带来的巨大挑战；二是对维持社会秩序提出了更好的挑战；例如随着生态环境需求的增强，当前环境公益诉讼逐年增加。其中，有部分群众在实践中为了追求利益，甚至在熟知法律规定情况，出现“选择性法盲”等非典型性维权方式。三是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好的挑战。例如，在不断强调保障民众知情权的情形下，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滥用知情权，亦即利用政府信息公开给政府变现施压来达到利益表达目的的非正常显现。
聚焦三个方向，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这三个方面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要着力化解的三个重大问题，理论必须根植于实践的土壤中，方能体现其实践的品格，也更能证明理论的生机与活力。要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以这三个方向为着力重点，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对接。一是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难题，强化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对重大风险进行准确识别，是进行防范化解的基础前提。重大风险在各地方、各区域则可能存在不同的样态、不同的程度、不同的侧重，对重大风险的识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当坚持问题导向，进行个别分析、因地制宜。既要防范反间防谍、反主流思潮、意识形态斗争、反邪教与非法宗教等涉及政治安全与政权稳定的传统风险；也要防范金融与债务风险、房地产领域风险、社会公共安全类风险等。对风险进行精准研判，要积极推动完善社会稳定风险防控的第三方评估办法，发挥第三方独立评估、公正评估、客观评估的特有优势，提升化解社会稳定风险的科学性与针对性；进一步强化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充分发挥调解、仲裁、信访、诉讼等不同路径在纠纷解决上的各自优势，并推动纠纷解决路径的层次化整合，积极发挥专业技能人才的知识优势，在解决政策强、专业性强的矛盾问题中，要积极引入行业领域专家，提供科学解释和专业服务。二是聚焦精准扶贫，强化精准扶贫的法治保障作用。脱贫攻坚要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关键是要找准路子、构建好的体制机制，抓重点、解难点、把握着力点。在精准扶贫中重在扶智，而扶智的关键在强化法治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要强化精准扶贫与脱贫的法治识别、构建精准扶贫的社会依法治理创新机制、构建精准扶贫的法治运行机制，通过“法治灌输”、“法治浸润”、“法治厉行”，增强扶贫主体的法治意识，形成点上深入、面上拓展、整体推进的法治素养培育机制。三是聚焦污染防治，强化运行规范。污染防治不意味着搞运动式执法，在污染防治的进程中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依法行政，强化正当的程序正义。
三是把握三个基本特征，着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完善是建构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在创新与发展该体系的征程中，要着力把握三个基本特征，不断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一是要把握党的领导的特征，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为此，要完善党内法规的制度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党内法规运行机制。要强化党内法规的合法性审查工作，不断加快科学立规的步伐；要强化党内法规的第三方评估机制，促进厉行良规的自觉性；要强化党内法规的理论体系建构，推进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的建设。二是要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真正建设法治政府。为此，要实现政府角色与职能的转变；要适度合理法治的规范政府规模；要形成服务、合作的良好政企关系；要由命令行政向指导行政转变；要由强制行政方式向互动、柔性行政方式转变。总之，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强化合作行政的基本理念，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三是要把握中国特色的特征，处理好法治的本土资源与移植之间的关系。坚持走中国特色不意味着关起门来搞法治，坚持中国特色法治理论创新既要立足中国国情，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又要积极学习世界上优秀法治文明成果，在比较、对照、升华、扬弃的基础上总结提炼。
（作者：胡伟峰 中国农工民主党四川省成都市委员会副主委、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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