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当前，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化转型突破的历史关头
当前，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数字化转型突破的历史关头。数字化转型推动产业转型和经济转型，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面对潮流，企业或兴奋于追逐可能出现的商机，或焦虑于落伍时代步伐的风险，纷纷奋勇争先。在历史潮流面前，如何才能拥抱数字化转型，以求立于潮头。
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消费者的消费渠道、消费习惯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过去几年，美团、饿了么等以外卖为主的移动平台发展很迅猛。
“过去几年，我们的堂食每年都有略微下降，但是在外卖市场上有比较大幅度的增长。外卖在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占比大概是10%，但是未来的增长速度将可能达到传统餐饮的两倍到三倍。”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潘宇海不久前在一次论坛上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内的听众表示。
消费方式的变迁是互联网时代的大势所趋和缩影。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驾驶等新型数字经济正在形成，已经加快了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和融合，从而推动了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数字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推动社会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对整个经济体系产生渗透和重构。如何将数字技术与企业自身转型升级实际相结合呢？
作为全球最大的商用车制造商之一，沃尔沃集团的研究认为，数字化正在加速推动商业运输中三大趋势的发展，即电动化、自动化和网联化。随着运输业的数字化转型、不同类型的实体，如电器、机械、车辆甚至运输基础设施之间相互互联，使新的功能更有可能出现，先前单独的活动如今可以互联、整合和重组，从而增加彼此的联系。这对行业的产量、质量和生产效率都可以带来重大的积极影响。交通运输行业的数字化转型还为智能汽车产业的未来发展和“把交通出行作为服务”的理念奠定了基础，
如今，许多传统企业正在着手开展数字化转型，通常来说有两大目标：实现供应链和内部流程的自动化；通过开发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来推动创新。然而，领先的数字化企业，比如谷歌、亚马逊、阿里巴巴等，已经远远超越了这个阶段，实现彻底重塑企业的运营体系。
在历史潮流面前，积极拥抱数字化需要智慧。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认为，一套数字化战略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企业，但所有企业在数字化时代都能够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思考并制定战略。虽然市场规模、市场细分和成本管控的战略概念仍然成立且十分重要，这意味着传统的概念评估方式——每三到五年为一个规划周期——已经过时。
专家认为，商业模式的改变需要从根本上对组织进行重新设计和升级。而在数字化时代，激活和重塑领导层的思维方式、重新设计组织架构、打造数字化人才团队、打造数字化文化等可以对组织机构进行赋能。同时，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职能转变的数据驱动特征更为明显，政府数据透明开放将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
目前，我国制造业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参差不齐，其数字化转型既包括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企业提高信息化水平，也包括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企业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在有关部门引导和支持下，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数字化、集成互联、智能协同水平持续提高，工业互联网应用规模不断扩大。
对于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沈恒超最近的研究认为，缺乏权威的数据标准、数据安全问题有待解决、数据开放与共享水平有待提高、技术基础与信息基础设施相对薄弱、对就业将产生严峻挑战等问题仍存在，阻碍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深入。
沈恒超建议，有关部门应该完善支持鼓励政策，促进工业数据标准建设与应用，加强数据安全保护，支持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信息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推进国际合作，与再就业培训、社会保障体系实现统筹规划。
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沃尔沃全球总部所在地瑞典的第二大市场。面对数字时代的机遇与挑战，沃尔沃的研究认为，数字时代中国汽车产业的创新驱动发展需要从三方面入手：首先，采用智能联网车辆综合政策，推动商业运营和技术发展的公平竞争。其次，创造稳定和可预测的立法环境，助力新能源汽车可持续发展，并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平等地位。再次，采用立足全局、涵盖多方的政策视角，推动车辆的数字化进程，并妥善解决相关的法律和政策问题。
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的战略行动，需要长期投入和着眼于企业的长期绩效提升。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李东红提醒，积极拥抱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要警惕五大陷阱。它们分别是：战略陷阱：把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作为新增长点；组织陷阱：寄希望信息化部门承担数字化转型重任；工具陷阱：以为引进数字化工具就万事大吉；治理陷阱：以为抓到数据就占了优势；业绩陷阱：以为数字化转型能够立竿见影。
伴随着数字化转型，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地位日益凸显，数据确权、数据质量、数据安全、隐私保护、流通管控、共享开放等日益受到高度关注。面对数字化转型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明晰数据产权，可以推动数据高效利用和深度挖掘，为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帮助企业提升内部管理和运营效率，另一方面可以加强与客户的链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企业家普遍认为，在保护客户隐私安全的情况下，如何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是数据应用的最基本原则。
爱康集团董事长兼CEO张黎刚表示，在医疗行业的数据应用方面，美国有专门的法案，对健康医疗数据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立法，但是有很多管理规定。比如，在隐私管理方面，很多企业会给员工安排体检，我们不能把体检数据给企业，除非员工同意。在运用数据进行科学研究方面，国家有一些指导政策。对于医疗领域的数据，国家还没有完整的法律，我们希望法规政策未来能够对从业者有更多的约束以及更好的指南。
据张黎刚介绍，在一线、二线城市，爱康集团去年服务超过700万人的体检。一些人体检后发现一些异样指标，可能拿着电子报告去其他医院复查。未来，医疗机构之间的数据接口打通以后，体检人员可以授权爱康集团把数据转给其他医院，但是这种权利归属于体检人员本人。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数据才进行流通。权利归属用户，服务机构之间打通，这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建筑行业还没有像健康行业的类似法规。广联达是参照欧洲最严格的个人隐私法规去规范数据服务。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哪些东西不想让别人知道。一定要有底线，不能拿着别人的隐私和商业秘密去挣钱，这是我们的价值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跟客户签订一些协议。广联达也提供一些供应链金融服务，因为要做风控模型，跟金融机构合作提供服务，因此需要知道客户的一些数据。当然，这有许可范围，在客户的许可下、有约在先的情况下才去做后面的操作。”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刁志中说。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杜宇表示，用友网络绝对不会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就碰客户的数据，这是底线。在授权允许的情况下，才会开放部分数据。企业都希望能够有更安全的数字运用环境，我们呼吁国家尽快完善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
真功夫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潘宇海表示，现在社会基本上一切皆可数字化，听音乐、看电影、看电视或者社交等一切都是数字。对企业而言，最关键的是要守住底线，要知道国家有什么法律规定。当企业掌握更多的数据和进行数字化应用的时候，要更多围绕以创造客户价值为中心，这才是做企业的根本点。
“我本人是数字化的受益者，也是消费者。个人的数据隐私非常重要。但是，我们更多发现数字化社会能够给消费者带来非常多的便利。对于企业来说，知道客户的数据，就可以知道客户的很多行为，更希望帮助客户解决更多问题、创造更多的价值。在数据的规范方面，一定要有国家的法律和社会的规范作为底线。只要企业以此为原点，我相信数字化社会只会是好事，不会是坏事。”潘宇海说。
事实上，不仅企业界，一些政府官员和研究机构对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数据权属及数据安全保护也呼声很高。完善法律法规，加快数据治理体系建设日益成为焦点。
公安部原副部长陈智敏曾经表示，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进程中，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将层出不穷。但这些都应该是以对数据的收集、处理、加工和使用为基础、为支撑的。数据的权属问题包括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交易权、享有权等没有被相关的法律充分地认同和明确地界定。特别是国际社会没有形成共识和通行的规则，这造成了很多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一些矛盾。
陈智敏认为，数据权属问题关系到正在兴起的数字经济是否能健康、安全可持续地发展；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网络安全、公民个人隐私安全和国际社会安全的重大问题。要把数据当作资产来处理，要明确信息资产的所有权，建议尽快立法明确数据的属性。
对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创新发展研究部研究员田杰棠和戴建军最近的研究认为，数字技术革命正在推动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亟须明确数据权利。应该分类确定数据权利，促进数据安全自由流通。
根据田杰棠和戴建军的研究，数据权利的多样性等特点使得其界定较为困难。各国对数据实施分类管理，明确政府数据的公共属性及个人数据权利内容，针对非个人商业数据推动建立数据产权，规范个人数据跨境流动管理，赋予监管机构为履职获取数据的权利。
田杰棠和戴建军联合呼吁，我国相关法规尚未将数据财产属性纳入数据权利范围，需尽快明确各类数据权利内容。建议明确政府对政府数据管理使用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以及公众的使用权利和义务，赋予非个人商业数据生产者所有权，明确自然人的个人数据权利，允许数据控制者对匿名化数据享有限制性所有权，加强跨境数据流动管理制度接轨，通过隐私机制和安全例外实现数据主权，规范监管部门为履职获取数据的权利和要求。
普惠金融以市场化运作为基础，综合运用业务奖励、费用补贴、贷款贴息、以奖代补等方式，重点服务农民、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群体。公开报道的数据显示，在过去十几年里，中国在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银行代理模式。在小微贷款增长方面，2018年年末，建行普惠金融贷款余额6310.17亿元，较上年增加2125.15亿元，增幅50.78%，余额和新增均居行业首位。2018年10月，中央财政下达2018年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100亿元，比2017年增加23亿元，增长29.85%。
目前，数字技术发展正深刻改变着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式。我国普惠金融的提供者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偏政策性的金融机构，如工、农、中、建等几大银行；另一部分则是相对商业化的机构，如基于互联网而产生的新型金融机构等。随着数字技术和普惠金融理念的不断融合，数字普惠金融正成为大趋势。例如，许多银行业机构借助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改善服务，创新推出手机银行、直销银行等载体，让普惠金融的服务群体进一步扩散，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有了明显提高。
中国是数字普惠金融的率先提出者。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期间，G20普惠金融全球合作伙伴（GPFI）提交了3个有关普惠金融的重要文件，其中，采纳了众多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实践经验的《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该领域推出的高级别指导性文件。数字普惠金融未来在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空间。
第一，发展壮大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借助数字技术，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消除时间和空间对金融服务供需的限制，促进信息的共享，降低交易成本和金融服务的门槛，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可能性、可控性，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
第二，发展壮大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实现包容性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探索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等。普惠金融和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还可以助力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同时也是中小银行发展的新出路。
第三，发展壮大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引领金融科技纵深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金融机构的普遍战略举措。据埃森哲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总额从17.91亿美元增长到231亿美元，增长了12倍。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进一步增长两倍。这预示着金融科技产业的巨大潜力。
发展壮大数字普惠金融需要把握好金融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平衡，这样才能让普惠金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首先，要加大政策支持，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资金支持，让各类金融机构都能享受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要积极扩大金融主体的市场准入，鼓励金融机构开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完善金融机构内部考核机制，调动数字普惠金融从业者的积极性。鼓励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双创”。
其次，要完善征信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移动终端广泛普及的背景下，发展壮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必须重视数据的安全性、数据隐私权的保护。要加强网络和数据信息安全的管理，引导企业切实履行信息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和企业社会责任。
再次，要加强金融投资者教育、金融消费者教育。很多消费者的数字化和金融知识有限，数字金融可能会加剧数据风险，因此需格外重视消费者教育，完善消费者保护举措。
最后，完善监管体系，有效管理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金融风险隐蔽性高、传染性强。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数字化技术使得设备、信息、资金和人员互相联通，在创新的场景中展现，这对传统的金融监管举措提出挑战。发展壮大数字普惠金融，需要提升风险态势感知能力，增强监管的统一性、穿透性、保障性，确保金融安全。同时，要克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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