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 土耳其政变之后，吸引世人目光最多的并不是埃尔多安，而是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居住的土耳其著名伊斯兰学者法土拉·葛兰（观察者网注：又译居伦）
土耳其政变之后，吸引世人目光最多的并不是埃尔多安，而是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居住的土耳其著名伊斯兰学者法土拉·葛兰（观察者网注：又译居伦）。按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说法，法土拉·葛兰就是此次政变的“策划者”，并且不惜以美国-土耳其关系恶化为代价，要求美国引渡葛兰回国。
埃尔多安与其说要求引渡葛兰，不如说是为了希望摧垮“葛兰运动”。作为一个在埃尔多安口中统领“国中之国”的领导人，葛兰的身世和影响力确实不小。《时代》杂志曾经将葛兰列为2013年全球“百名影响力人物”。
1941年，葛兰出生在土耳其东部埃尔祖鲁姆（Erzurum）省哈珊卡尔堡（Hasankale）区的科鲁卡克（Korucuk）村，他的父亲是一名当地的伊斯兰教士（伊玛目）。尽管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已经在1938年去世，但当时的土耳其政府仍然强力维持着“世俗主义”的原则。以至于当时葛兰的父亲前往当地政府给孩子登记姓名时，遭到地方政府的拒绝——“穆罕默德·法士拉”这个名字被当地政府官员认为“太伊斯兰”，因此要求孩子父亲更换孩子姓名。倔强的父亲拒绝更名，于是怒气冲冲地回家。所以直到四岁葛兰的名字才正式登记在土耳其当地的政府名册上，名字也最终被换成了法土拉·葛兰。
葛兰从小在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中长大。母亲拉菲阿·哈妮姆也是一个教门虔诚，真诚信仰真主之人。在法土拉四岁之后，她便教会葛兰诵读古兰经，并要求他在一个月内诵读一遍。当时，母亲半夜将葛兰唤醒，教授他诵读《古兰经》。葛兰的父亲则常常邀请当地著名的学者和苏菲人士到家中做客，这让葛兰从小便习惯了和大人们坐到一起，聆听他们的谈吐。他父亲还教会他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少年时期的葛兰接触到了土耳其著名伊斯兰学者、库尔德人赛义德·努尔西的著作《光明信札》（Risale-I Nur），这部著作对于后来的葛兰产生巨大的影响。葛兰的青少年教育基本上没有经历太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而他的早期知识体系都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不过葛兰并不单单是传统上那种只会埋头于《古兰经》的伊斯兰教士，随着年纪增长，他的阅读量也不断增加。他所接触的文化也更加多元。他阅读西方文化、西方思想和西方哲学的著作的同时，也阅读东方哲学的著作，并坚持学习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知识。
成年后的葛兰在参军结束后，几经辗转在上世纪60年代来到土耳其东部海滨重镇伊兹密尔。在当时，国内左翼运动和右翼运动之间的动荡撕裂了土耳其社会，不少土耳其高校学生都依照意识形态的“左”和“右”来划分阵营，街头聚众斗殴和冲突更是家常便饭，不少土耳其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而葛兰在此时期倡导的伊斯兰博爱精神，吸引了一批早期的信中，而葛兰自己也逐渐能够在伊兹密尔站稳脚跟。到了1976年，葛兰和他的信众们已经在伊兹密尔开设第一个寄宿制学校，随后在布尔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等地也开设了类似的学校，甚至到了1991年，发展壮大后的葛兰信徒网络在阿塞拜疆也开设了一所寄宿制学校。如今，在许多非穆斯林国家如墨西哥和日本，都有葛兰开设的寄宿制学校。
葛兰寄宿制学校的成功，主要在于学校定位的准确。学校主要以“大学考试培训学校”这样的名头招生，对那些渴望加入土耳其一流大学的学生进行培训。文章分析认为，经过葛兰学校培训的考生，大约75%以上都能进入土耳其国内的一流高校，而没有经过培训的考生，这个比例大概只有25%。
从高校毕业的“葛兰学校校友”，往往由于其优秀的学校背景而进入社会的金融、政治和文化等重要领域，无形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校友网络”。这也就成为日后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心中又爱又恨的那个“葛兰运动”。这个“校友网络”，反过来又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资金和舆论支持，来加强葛兰领导的学校和慈善网络的影响力，形成良性循环。不过葛兰曾经否认自己当初“有意为之”，认为：“实话讲，我从来没有策划过这种所谓的‘工程’……这一切都是真主的旨意。”
葛兰的影响力，随着教育的作用而与日俱增。比如在1979年建立的凯纳克集团（Kaynak），就是土耳其国内的商业巨头，业务广泛，该公司就和“葛兰校友”们关系密切。巨大的影响力，往往会招致政治上的危机。不过最早的政治威胁并不是来自于埃尔多安，而是上世纪80年代的土耳其军方政府。当时土耳其军队高层面对日益壮大的葛兰力量，担心葛兰志在建立一个“影子伊斯兰政府”（是不是和今天埃尔多安的指责有点神似？），并对葛兰发出了通缉令。葛兰在经历了多年的东躲西藏后，还是被土耳其军方逮捕。不过很快时任土耳其总理的图尔古特·厄扎尔向葛兰伸出了援助之手，认为葛兰只不过是一个“慈善家”，并没有利用自己手中资源来叫板政府和军队的意图。也正是因为厄扎尔的保护，葛兰才得以转危为安。葛兰对于厄扎尔的感情很深，厄扎尔去世时，葛兰曾说，“只有厄扎尔和我父亲的辞世，才让我如此悲伤。”
应当插一句，葛兰运动在90年代的快速发展，也得到了美国和土耳其国内某些政治力量的支持。美国和一些土耳其世俗主义者，将葛兰视作“伊斯兰文化主义者”，而不是“伊斯兰政治主义者”，因此希望通过支持葛兰这样专心于教育和文化传播的学者，能够遏制土耳其国内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快速扩张。
葛兰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上世纪80年代就被查出患有糖尿病，并且伴随有心血管疾病。到了1999年，葛兰决定前往美国就医，此后就一直留在美国。
葛兰到达美国后不久，一家土耳其媒体跟踪采访葛兰希望制作纪录片，在录制时拍摄到了葛兰对学校毕业学生们的一段教导：“你们在到达权力中心前，必须学会隐忍和低调……你们必须等待合适的时机，否则要隐藏你们的力量。”这段视频曝光之后，不少对于葛兰学校的“阴谋论”声音不断涌现，很多人认为葛兰学校毕业生们在警察、法院等机构人数众多，很可能会形成未来的国家隐患。不过曾经担任土耳其警察总长的哈内非·阿维西后来回忆说：“当年（2000年），我个人并没有感觉到警察队伍中有什么葛兰派别……直到2005年之后我才逐渐感觉到这些人的存在。”
至少在2000年，葛兰在土耳其的地位仍然不稳，当时有司法机构向葛兰提出诉讼，认为葛兰在土耳其国内扩张“非法系统”，因此如果葛兰回到土耳其极有可能被抓。也正因为如此，葛兰决定不再返回土耳其，而继续待在美国。对于葛兰来说，此时的声望和影响力已经足够他在海外生存，一家土耳其投资公司在美国宾夕法尼亚的塞勒斯堡为葛兰购买了价值25万美元（2000年时候房价）、方圆150英亩的房产，供葛兰在美国颐养天年。
当时，葛兰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开心，一方面自己身体不适，频繁的就医打击了葛兰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土耳其国内对于葛兰的起诉让他心烦意乱。2000年斋月结束之时，葛兰在电视上观看土耳其国内穆斯林在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内祈祷的情景，据葛兰的助手回忆，那时候“葛兰双眼湿润，他明白，即使他创造了一个属于他的庞大团体，但是他仍然到头来只是一个无法超越生死的凡人。”2008年，针对葛兰的起诉被驳回，但他还是选择待在美国，“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回土耳其”，但是这个时刻终究没有到来。
葛兰与埃尔多安的邂逅发生在2003年，当时埃尔多安刚刚当选土耳其总理。从思想上讲，埃尔多安是埃尔巴坎倡导的“政治伊斯兰”的践行者，葛兰是“文化伊斯兰”的践行者，两者在目标、路径和价值取向上有着诸多不同。但在当时埃尔多安政治地位仍然遭到土耳其军队威胁的情况下，两人一见如故，都认为土耳其军队应当“做好本职工作”，远离政治。
随后埃尔多安和葛兰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合作。这其中可以肯定的是，葛兰在舆论和宣传上帮助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帮助其抵消军队的压力；埃尔多安帮助葛兰取得合法化地位，如在2008年取消了针对葛兰的起诉，以及帮助葛兰“校友们”进入司法和警察系统，并且向军队渗透。比如在2007年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就和葛兰运动相互配合，“侦破”了一起土耳其军队内部小团体“灰狼”（Ergenekon）试图策划政变的图谋，并且以此大规模清洗土耳其军队。在这次事件中，葛兰和埃尔多安的盟友关系显现无疑。
这次清洗后，关于葛兰运动向军方渗透的传闻就不断出现。比如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位土耳其警察总长哈内非·阿维西就在该事件后不久就爆料，葛兰运动在大规模地向警察和军队系统渗透。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有人回忆，当时葛兰运动在土耳其军队的渗透很多。
埃尔多安和葛兰之间远远谈不上“亲密无间”，两人之间缺乏信任，只是因为军队的压力才走到一起。当军队压力不再，两人的“友谊小船”也就随之倾覆。当时“葛兰校友们”甚至将土耳其和埃尔多安的情报源源不断的送给美国情报机构，因此在2012年前后埃尔多安开始命令过自己的亲信、情报总局局长哈坎·费丹秘密的搜集“葛兰运动”的相关情报和人员名单。
2012年，葛兰和埃尔多安的紧张关系浮出水面。是年情报总局局长费丹收到土耳其检察机关的传票，要求调查费丹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关系，这被埃尔多安视作葛兰开始向自己发难的预兆；随后埃尔多安开始反击，在2013年命令全部取缔土耳其国内的“大学入学培训班”。考虑到葛兰运动就是从“大学入学培训班”发展壮大的，因此此举被视作埃尔多安开始挖空葛兰运动根基的举措。而葛兰运动很快再次反击，利用司法系统发起了针对“正义与发展党”高层子女的“腐败案调查”，揭露了数名部长和高官子女涉嫌行贿受贿的丑闻，甚至包括埃尔多安的儿子也深入其中。这次事件也直接导致了2013年夏天伊斯坦布尔埃尔多年最大的政治危机，笔者的一些土耳其同学也加入到了当时的游行队伍中，要求埃尔多安下台。
当埃尔多安挺过危机后，再次向葛兰反击，这次埃尔多安直接封杀了一批同葛兰关系密切的土耳其企业和媒体，包括土耳其第四大媒体集团KOZA IPEK也被迫被关闭。在2015年之后，利用土耳其大选胜利后的声望，埃尔多安加紧了对葛兰的打击和抹黑，并且将葛兰称作“以色列间谍”和“美国间谍”，认为2010年的“加沙救援船”事件中葛兰“没有说一句以色列的坏话”，两人决裂已经彻底公开。
此次政变，背后也许有着葛兰的身影，但他是否直接涉入还很难判断。曾经有以色列情报高层在看到此次政变被拘捕的部分土耳其军队人员名单后表示：“这些人都是葛兰的人，我一看名字就知道”，并声称“但是有一个名单，我们和土耳其情报机构交换过”。当然，是否是吹牛，这就要见仁见智了。
此次政变发生的时期，抢占政权当然是政变的最终目的，但是为什么选择在这一时刻发难？当然有埃尔多安离开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前往外地休假这样的临时因素，但恐怕并不足以解释此次政变发生的时机。从当前的信息来看，很可能是7月下旬将要召开的土耳其“最高军事委员会会议”，是促发此次政变召开的直接原因。这次会议，很可能会意味着埃尔多安对军方高层人士的一次“大清洗”的开始，因此在7月下旬会议开始之前，土耳其军中某些小团体主动发难，也是情有可原。
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军队中的“葛兰同情者”策划政变，和葛兰亲自策划政变，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埃尔多安想要以葛兰策划政变来要求引渡葛兰，恐怕还得拿出更多证据。但是葛兰和埃尔多安的关系无疑已经无法调和。两个曾经的“盟友”，也因为权力，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而最终走向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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